20世紀50年代，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園區在美國誕生，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“硅谷”。之后，因其顯著的優越性，工業園區逐漸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，實施高技術戰略發展的重要途徑，在世界各國大放異彩。

       1979年，我國第一個工業園區在深圳蛇口誕生。之后，工業園區迅猛發展，尤其是最近十幾年，中國化的工業園區不但數量劇增，內涵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，如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、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、保稅區、出口加工區以及各類省級工業園區等。

       但是，在種類多樣、數量龐大的工業園區中，糟粕太多，精華太少。

       在改革開放初期，國家精心建設了一批優質的工業園區。然而，隨著開放程度逐漸擴大、步伐逐漸加快，工業園的發展由快速走向泛濫。在經濟先行的主旋律下，各地瘋狂建設產業園區，以致陷入混亂的狀況，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逐漸凸顯。

       2018年3月，記者暗訪安徽一工業園污染觸目驚心：占地百余畝的強堿工業固廢堆放江邊，有毒有害淋溶水直流長江；選礦尾渣直接傾倒長江，江水沖洗三年仍存數噸；園內名企午夜戶外開工，釋放揮發性有毒氣體……近年來，此類事件不勝枚舉。

       隨著環保督查的步步深入，工業園區的種種亂象得以曝光。

       為便于原料和產品運輸，許多園區往往沿江或臨海分布，據統計僅長江經濟帶就分布了上百個國家級工業園區 ，有些工業園區甚至位于飲用水水源地附近。過去的幾十年間，鄱陽湖、黃河、海河、淮河、近海、地表徑流都有園區的污水直接排入，破壞極大，后果嚴重。

       2018年3月，記者暗訪安徽一工業園污染觸目驚心：占地百余畝的強堿工業固廢堆放江邊，有毒有害淋溶水直流長江；選礦尾渣直接傾倒長江，江水沖洗三年仍存數噸;園內名企午夜戶外開工，釋放揮發性有毒氣體……近年來，此類事件不勝枚舉。

       由于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，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高污染產業被淘汰后，打包到了經濟欠發達地區，搖身一變成了當地的工業園區。由于欠發達地區監管相對寬松，重污染企業轉入后污染變得更加嚴重。在許多地區，工業園區實質上是污染轉移和包庇重污染企業的幌子。

       由于規劃不科學、監管缺失，工業園區的發展一度泛濫。許多地方為了政績變著法子搞工業園區，搞出來的“四不像”非但不能產生經濟效應，反而問題嚴重。

       事實上，在數量龐大的工業園區群中，“家具廠、門窗廠、印刷廠”這樣的作坊式組合體占了半數以上。此類“園區”完全不具備工業園區的屬性，在組織形式上與菜市場別無二致，根本體現不出園區的價值，很多時候是地方政府亂作為下的畸形產物。

       除環境污染、運營混亂、發展畸形外，荒廢爛尾是工業園區的又一大亂象。在過去的十多年間，工業園區遍地都是，但大多數都以爛尾告終。有些荒廢掉的園區淹沒在空曠的荒野中，被當地百姓視為“鬼園”。

       對于有些企業主而言，入駐工業園僅僅是他們在資金困難時，向銀行貸款的借口。這類人進入園區的心態就是把假賬做到位、盡量多貸款，大不了破產打包還給銀行和政府。

       而地方政府大肆圈地建園，則是為了政績考核，大多疏于考慮產業資源、地理條件、基礎設施等關鍵因素，更加無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。

       很多時候，工業園區名不副實，其中多是投機倒把的行徑，所做的完全是以犧牲土地、財政等資源換取部分人利益的勾當。

       毋庸置疑，亂象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認識不到位，一是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統籌認識不到位，二是對工業園區的發展模式認識不到位。部分地區片面追求經濟效益，一切向錢看齊，忽視環保等長遠考量，導致許多園區從開始就是錯的。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導致了動作上的一連串錯誤，進而使工業園區的發展變形走樣。

       許多地方在規劃過程中，急功近利、不切實際、混亂不堪，完全背離了建設工業園區的本義。在對園區的具體規劃上，調研不充分、定位不明確、設計不科學，導致園區上馬后很難實現良性運轉。許多潛質優良的園區因為規劃上的問題最終難成氣候，甚至走向頹敗。

       如有的石化園區，由于前期規劃失當，僅引入寥寥幾家石化企業，由于招商并未達到預期，迫不得已而引入其他類型企業。然而，因前期園內污水處理、固廢處置等配套設施，均按照石化企業標準來設計，并不一定符合其他企業的要求。導致園區集群效應不明顯，同時給后期管理造成困難，最終造成污染違規排放。大多時候，招商體量往往達不到其設計的配套能力，出現設施設備“吃不飽”現象，最終淪為“曬太陽”工程。

       許多地方的工業園區只是個樣子，基本上就是把小散亂污企業打包在了一起，完全沒有體現出工業園區的效應;所謂的工業園區不過是一群小規模、高污染、低層次的小作坊拼成的聚集群，把工業園區做成了菜市場，并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。

       許多地方對園區環境問題的管理上存在權責不清的問題�，F有園區多由管委會進行管理，但管委會的主要職能是服務企業經營，環境監督、執法能力等遠遠不足；當然，在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情況下，即便有能力也很難到位；而基層環保部門有專業職責，卻往往觸及不到園區范圍。

       由于責任不清，工業園區成了監管的空白區，導致大量工藝落后、污染重、缺乏環保設施的中小企業和非法企業成了漏網之魚。環保設施只在檢查的時候才運行，檢查組走了之后就偷排偷放，使園區運營環境質量下降。

       多數園區的管理往往沒有明確的、成熟的法律制度，自主彈性較大，管理者在環境監管方面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，環境執法缺乏剛性，導致污染亂象頻發。

       在對許多園區項目的審批上，違法審批、越權審批現象非常普遍。本應由國家或省市審批的項目卻被分解為小項目由縣審批;本應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的項目卻簡化為環境影響報告表。環評已經審批過了，環保設施卻遲遲不見，環評、“三同時”等制度成了走過場。

       有的園區建設的初衷就是為了方便污染的集中處理，但是現實情況往往是污廢處理能力跟不上。

       業內人士表示，大量需焚燒填埋危險廢物因處置能力匱乏，超期超量儲存;而大量危險廢物因缺乏綜合利用技術，占用焚燒填埋資源。

       企業內部危廢暫存庫普遍存在倉儲能力不足、未密閉、未分類貯存、廢棄未收集處理、地面未做防腐防滲等問題。部分園區危險廢物集中處置中心處置能力缺口較大，已有設施處置負荷不足，以副產品名義轉移的廢鹽、廢溶劑在部分園區普遍存在。

       過去40年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期也是環境污染的紅利期。這一點在工業園區的發展中體現的尤為明顯。工業園區污染嚴重，很大一個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盛行。

       有地方為招商引資，在企業進來的時候政府就會做出某些“短視”的承諾，比如污染綠燈、白名單等。

       更有甚者，一面打著“生態循環經濟”的旗號獲得政府審批，另一面卻縱容很多高污染企業以及小作坊在里面生產，甚至一些國家明令關停禁止的污染企業也在里面集中排污、逃避監管，使得工業園區反而成了違法經營的“保護傘”。

       一些工業園區進駐企業一旦入園，對其環境監管就成了“免檢”程序。甚至地方政府會規定一些“土政策”，防止“干擾”園區內企業正常的生產活動。此外一些園區管委會設置相應的環保機構，名曰環境執法，其實質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，往往使環境監管處于“真空”狀態。